简述《左传》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及发展的记载

首汉伟

              简述《左传》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及发展的记载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首汉伟     副主任医师
       《左传》是传《春秋》经的重要著作，刘知幾在《史通·杂说上》称其“著述罕闻，古今卓绝”。以往，人们更多地以之为了解春秋历史的文献，或是研究先秦文学的范本。然而，《左传》的内容远远超出历史和文学的范畴。这本著作，保存了许多医学史料，藉此可窥春秋时期中医学之概貌。
       中医学以我国传统哲学为理论架构，其中最基本的理论就是阴阳五行学说。春秋时期，尽管卜筮依然存在，但阴阳学说已被社会认可，成为人们日常解释自然现象的重要工具。僖公十六年，周内史叔兴评论六鹢退飞过宋都之事时说：“是阴阳之事，非吉凶所在也。”天人合一的吉凶观在当时已经动摇，许多奇异现象在当时的有识之士看来不过是阴阳变化的作用所致，然而天人合一的吉凶观仍然是劝导君主实行德政的重要政治工具。在《左传》中尚未见到人体脏腑阴阳之划分，惟有僖公十五年论及“阴血”和昭公元年论及“阴阳淫疾”。虽然凭此还不能证明阴阳在当时是否已用于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，但至少可以证实其已经应用于医学领域。
       一、五行
       《左传》对五行的记载尤多，正如襄公二十七年子罕语：“天生五材，民并用之，废一不可。”充分说明人们对五行的重视。昭公二十九年，蔡墨曰：“故有五行之官，是为五官。实列受氏姓，封为上公，祀为贵神。社稷五祀，是尊是奉。木正曰句芒，火正曰祝融，金正曰蓐收，水正曰玄冥，土正曰后土。”其采用“木、火、金、水、土”的次序，木生火，金生水，土之所以列于最后，应是因为人们尊崇职掌稼穑农耕之大神后土，而且人们在论方位时，属土的“中”往往列在最后。再如《尚书·洪范》之谓“水曰润下，火曰炎上，木曰曲直，金曰从革，土爰稼穑”，亦以“土”为最后。因此，可以认为，春秋之时，“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”的五行相生理论已经形成。
       再就是五行相克的关系，如昭公三十一年及哀公九年，史墨明确指出：“火胜金”，“水胜火”。而文公七年，郤缺言于赵盾曰：“九功之德皆可歌也。六府、三事，谓之九功。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谷，谓之六府。正德、利用、厚生，谓之三事。”“六府”之中，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，完全是以五行相克的准确次序排列，充分反映人们已认识清楚了五行相克规律。
       五行与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联系也多有阐述。昭公二十五年，子大叔曰：“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：‘则天之明，因地之性，生其六气，用其五行。气为五味，发为五色，章为五声，淫则昏乱，民失其性。是以为礼以奉之。为六畜、五牲、三牺，以奉五味。为九文、六采、五章，以奉五色。为九歌、八风、七音、六律，以奉五声。”对照《黄帝内经·六节藏象论》之谓：“天至广不可度，地至大不可量，大神灵问，请陈其方。草生五色，五色之变，不可胜视，草生五味，五味之美，不可胜极，嗜欲不同，各有所通。天食人以五气，地食人以五味，五气入鼻，藏于心肺，上使五色修明，音声能彰。五味入口，藏于肠胃，味有所藏，以养五气，气和而生，津液相成，神乃自生”。两者前后传承，非常相似！此外，五行方位与颜色的匹配也可从昭公十二年，子服惠伯谓南蒯：“黄，中之色”而知其一。《左传》并未记载五行与五脏的关系，或许当时还未产生五脏配属五行的理论。尽管在后世医学中五味、五色、五声、五位皆与五脏有联系而与五行相属，但实际上是前者先配属五行而后才产生与五脏相联系的理论。
       二、病机
       在疾病机理方面，从《左传》之中亦可以看到许多有探讨价值的证述。僖公二十四年，富辰劝谏周王勿以狄伐郑时说：“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，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。”昧，即目不明。不良情志因素的致病作用也引起人们的重视。哀公五年，齐景公劝大臣无忧君位时说：“二三子间有忧虞，则有疾疢。”而严重的情志刺激甚至造成致命的心疾。僖公三十年，卫国周歂正欲参加太庙祭礼，刚到门口，突然“遇疾而死”；襄公三年，楚国子重伐吴，军士伤亡惨重，又失一将一邑，楚人以是咎子重，子重病之，遂遇心疾而卒。周歂之死，或许是因为其在杀害正直的元咺后内心惶恐不安，以致猝发心疾；而子重则完全是因为忧虑抑郁，内心不堪压力而疾作。再如，昭公二十五年，在酒宴上，宋公使叔孙昭子右坐，两人语调甚是忧郁，几似哭泣，乐祁退而告人曰：“今兹君与叔孙，其皆死乎？吾闻之，哀乐而乐哀，皆丧心也。心之精爽，是谓魂魄。魂魄去之，何以能久？”《黄帝内经·六节藏象论》曰：“心者，生之本”，忧郁哀戚而心之气丧失，魂魄离散则生之本湮灭，现代所谓“抑郁是隐形杀手”就是这个道理。不良的环境和嗜好亦能导致严重的心疾。昭公二十一年，周景王将铸大钟“无射”，泠州鸠曰：“王其以心疾死乎？……小者不窕，大者不槬，则和于物。……故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，心亿则乐。窕则不咸，槬则不容，心是以感，感实生疾。今钟槬矣，王心弗堪，其能久乎？”次年，“王有心疾，乙丑，崩于荣锜氏”。“槬”指声响很大。这种喧嚣环境能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。近有很多研究资料表明，长期置身于喧闹的噪声之中，不但听觉器官受损，而且心血管系统、神经系统、消化系统和生殖系统都会受到损害。周景王就是因不堪大钟音响的惊扰而猝发心疾致死。当今不少人恣情于蹦迪摇滚大分贝噪声之中娱乐，若沉溺过度不知持养之道就会严重损害心身健康。
       《左传》中还提到了一些病名。昭公元年，赵孟问医和：“何为蛊？”医和对曰：“淫溺惑乱之所生也。”蛊疾是由于纵欲过度神志昏乱所致，这种疾病往往使人丧失工作能力。宣公八年，晋胥克有蛊疾，郤缺为政。秋，废胥克。《左传》还两次提到“痁”，即疟疾。昭公二十年，“齐侯疥，遂痁，期而不瘳，诸侯之宾问疾者多在”。孔颖达疏曰：“疥当为痎，痎是小疟，痁是大疟。”隔日一发之疟曰痎，多日一发之疟曰痁。再如，哀公二年，晋郑铁之战，繁羽诈称赵罗“痁作而伏。”此外，昭公四年，叔孙豹梦见竖牛“黑而上偻”。哀公十四年，齐公孙告诉阚止：“有陈豹者，长而上偻，望视。”“偻”即佝偻，“望视”即远视。襄公十九年，荀偃瘅疽，生疡于头。济河，及著雍，病，目出。“瘅疽”即热毒炽盛的痈疽，“疡”即已破溃的疮疡。
       《黄帝内经·调经论》：“黄帝曰‘余闻刺法言，有余泻之，不足补之’。”《黄帝内经·邪客》：“伯高曰：‘补其不足，泻其有余，调其虚实，以通其道，而去其邪’。其中体现的治则都是“补不足而泻有余”，从而达到《黄帝内经·至真要大论》所谓的“以平为期”。这种认识乃源于传统思维理念，也就是儒家的“中庸”之道。在《左传》之中，这一理念已经充分体现出来。昭公二十年，晏子曰：“和如羹焉，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，燀之以薪。宰夫和之，齐之以味，济其不及，以泄其过。君子食之，以平其心。”可见不仅医道讲究“反之以平”，饮食之道亦讲究“济其不及，以泄其过”而平君子之心。音乐之道亦是如此，雅乐讲究“中正平和”，哀而不伤，乐而不淫，思无邪。“中庸”并非消极思维，去有余而补不足正是人为干预的积极措施，以达理想之境界而非一时之苟且。随着千百年来社会风气日渐颓废，“中庸”成了世故圆滑之术的代名词，丧失其真已久，实乃中华文化之悲哀。
       三、结语
       《左传》中的医学史料可以清晰地反映在出《黄帝内经》之前中医学基本理论形成及医学实践的轨迹，尽管这些记载是零碎不全的，但是足可说明传统文化与中医学是一脉相承的。《左传》以她载述之厚重，文笔之细腻，必将激起我们对先秦文史的深深向往，并由她引领我们进入优秀主流传统文化的殿堂。我们遨游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交融和碰撞的海洋里，可以历炼辨析与思维，提升认识和智慧。《左传》所记述的医道名言：“上医医国，其次疾人。”医道的崇高，在于对理想的不懈追求！千载道统，天下谁御？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倘若每一位中医学人士都能如此，那么我们就可能有一个通古达今的智者所具备的目光和胸怀，应对机遇和挑战就会多一份理性，少一份金钱名利之浮躁，从而较准确地把握中医学的发展方向，并使之尽量接近其客观规律，为人类造福。

如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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